導語：2016年始，“十三五”開局，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發展階段。在此背景下，我國能源市場在能源電力消費、能源投資等方面表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能源電力經濟何去何從？
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我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宏觀政策，旨在改變中國傳統的粗放式、高能耗的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產業結構低碳化轉型和中國經濟的“再平衡”，這方面的政策將對能源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國際能源署發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5》也指出，能效提升、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型意味著中國單位GDP 產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斷降低。
中國的能源增長模式正在進入新常態，能源新常態、環保新常態是我國將來需要面對的能源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谷樹忠在能源經濟預測與展望研究報告發布會上介紹說。
據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郝宇分析，在經濟新常態發展階段，尤其是在“十三五”期間，一方面經濟下行的壓力比較明顯，導致對能源需求總量增速放緩。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處在轉型期，主導方從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經濟增長模式由粗放型逐漸轉變為集約型。兩方面作用的疊加，使得能源需求總量增速放緩。
郝宇認為，由于增速放緩，能源需求結構便會加速轉型。從總體結構上看，非化石能源占比明顯提升，未來將打破對化石能源絕對依賴的局面，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將上升;從化石能源結構上看，從煤炭“一家獨大”向著煤、氣、油結構逐漸合理的方向演進。
據了解，北京市就明確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和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綠色制造、智能制造發展。加大科技創新和成果應用，在環境保護、循環經濟、新能源、高效節能等領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增長點。
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一些區域、板塊的能源和經濟發展表現出高度同質化的特點。郝宇舉例道：“京津冀地區重化工業發展較快，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為主，相關大氣污染較嚴重。在經濟結構調整轉型過程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發達省份轉移的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和行業，在能源消費上體現出了‘追趕’現象。”
而就目前情況看來，地區正在為改觀現狀作出努力，例如河北省將大力發展以大數據為主的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降低能源消費。
在能源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郝宇及其團隊成員一致認為中國煤炭消費量有可能在“十三五”內達到峰值，成為中國能源轉型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中國可再生能源將持續顯著增長。
根據國家能源局的統計，中國煤炭的能源需求占比在2014年已降到66%，2017年將可能下降到62%左右，2020年有望繼續下降到58%~60%;2030年中國天然氣需求占能源需求總量比重將達到12%;2030年油氣比為10：7左右。
總的來說，石油占比下降，天然氣占比上升，油氣比趨于合理，是未來油氣能源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郝宇說。
根據初步計算，2015年中國非化石能源需求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達到12%，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重將進一步提升至14%~16%左右，與石油需求占比差距縮小。“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需求占比將超越石油。”郝宇預測。
清潔能源比例提高，會使能源系統效率提高，在同樣的終端能源服務需求情形下，一次能源需求總量也會下降。非化石能源都能直接轉換成電力，天然氣的轉換效率也遠遠高于煤炭，由此可以明顯提高能源系統效率，降低一次能源需求總量。
但是清潔能源要持續增長也面臨困難，由于能源價格將長時間低位運行，客觀上不利于對能源消費的控制。郝宇分析說：“由于全球經濟放緩導致能源需求較低、美國頁巖油氣產量增加能源供給等因素，國際能源價格預計在較長時間內穩定在較低水平。低能源價格雖然有利于降低企業運營成本，但客觀上可能會刺激能源消費，不利于節能減排和環保目標的實現。”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也指出，非化石能源需求提高的同時，治理空氣污染壓力、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必須低碳發展的壓力明顯上升，要求能源結構轉型的壓力更大。“十三五”期間能源行業優化結構、低碳綠色發展還要進一步加速。
‘十三五’許多能源投資可能解決的是‘十三五’以后的問題，所以戰略方向和發展路徑都要考慮能源系統優化，通過長期努力實現結構合理調整，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周大地指出。
過去各能源行業自行‘攤大餅’，搶投資擴張地盤，‘十三五’期間要盡快改變這種思路。要盡快控制煤炭和煤電的建設。”周大地建議，多地煤電發電能力過剩，應盡快停建、緩建火電，控制煤電基地建設，要積極發展相對低碳的能源來替代高碳能源。
制定能源和環境規劃應該注重不同區域、不同產業間相關政策的協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谷樹忠肯定了郝宇的建議，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能源消費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各不相同，因此各個區域或者省市都應該因地制宜，結合自身的特點制定能源政策。
“西部地區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消費能源，不能再走東部和中部以高能耗為代價的老路。”郝宇說。
另一方面，還要大力降低能耗強度，做到技術支撐和淘汰落后產能并舉。能耗強度的降低依賴于一定的技術支撐，采用實用的能效改進技術。目前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仍然不夠，各部門缺乏頂層設計和環保技術基金，特別是有些技術融資后，效益見效比較慢。“降低能耗的空間可能有限。”郝宇道出了自己的擔心。
而周大地則充滿信心，堅持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不但要解決化石能源清潔利用，也要解決今后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問題，有利促進能源結構轉型，推動非化石能源利用。
過去由于能源高速增長，非化石能源發展來不及滿足需求，只好依靠煤炭增長。現在能源總體寬松，我們應該抓住機會，大幅度調整能源結構，不要陷入為煤炭找出路舍不得結構調整的怪圈。”周大地說。
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我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宏觀政策，旨在改變中國傳統的粗放式、高能耗的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產業結構低碳化轉型和中國經濟的“再平衡”，這方面的政策將對能源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國際能源署發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5》也指出，能效提升、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型意味著中國單位GDP 產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斷降低。
中國的能源增長模式正在進入新常態，能源新常態、環保新常態是我國將來需要面對的能源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谷樹忠在能源經濟預測與展望研究報告發布會上介紹說。
據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郝宇分析，在經濟新常態發展階段，尤其是在“十三五”期間，一方面經濟下行的壓力比較明顯，導致對能源需求總量增速放緩。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處在轉型期，主導方從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經濟增長模式由粗放型逐漸轉變為集約型。兩方面作用的疊加，使得能源需求總量增速放緩。
郝宇認為，由于增速放緩，能源需求結構便會加速轉型。從總體結構上看，非化石能源占比明顯提升，未來將打破對化石能源絕對依賴的局面，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將上升;從化石能源結構上看，從煤炭“一家獨大”向著煤、氣、油結構逐漸合理的方向演進。
據了解，北京市就明確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和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綠色制造、智能制造發展。加大科技創新和成果應用，在環境保護、循環經濟、新能源、高效節能等領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增長點。
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一些區域、板塊的能源和經濟發展表現出高度同質化的特點。郝宇舉例道：“京津冀地區重化工業發展較快，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為主，相關大氣污染較嚴重。在經濟結構調整轉型過程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發達省份轉移的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和行業，在能源消費上體現出了‘追趕’現象。”
而就目前情況看來，地區正在為改觀現狀作出努力，例如河北省將大力發展以大數據為主的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降低能源消費。
在能源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郝宇及其團隊成員一致認為中國煤炭消費量有可能在“十三五”內達到峰值，成為中國能源轉型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中國可再生能源將持續顯著增長。
根據國家能源局的統計，中國煤炭的能源需求占比在2014年已降到66%，2017年將可能下降到62%左右，2020年有望繼續下降到58%~60%;2030年中國天然氣需求占能源需求總量比重將達到12%;2030年油氣比為10：7左右。
總的來說，石油占比下降，天然氣占比上升，油氣比趨于合理，是未來油氣能源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郝宇說。
根據初步計算，2015年中國非化石能源需求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達到12%，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重將進一步提升至14%~16%左右，與石油需求占比差距縮小。“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需求占比將超越石油。”郝宇預測。
清潔能源比例提高，會使能源系統效率提高，在同樣的終端能源服務需求情形下，一次能源需求總量也會下降。非化石能源都能直接轉換成電力，天然氣的轉換效率也遠遠高于煤炭，由此可以明顯提高能源系統效率，降低一次能源需求總量。
但是清潔能源要持續增長也面臨困難，由于能源價格將長時間低位運行，客觀上不利于對能源消費的控制。郝宇分析說：“由于全球經濟放緩導致能源需求較低、美國頁巖油氣產量增加能源供給等因素，國際能源價格預計在較長時間內穩定在較低水平。低能源價格雖然有利于降低企業運營成本，但客觀上可能會刺激能源消費，不利于節能減排和環保目標的實現。”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也指出，非化石能源需求提高的同時，治理空氣污染壓力、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必須低碳發展的壓力明顯上升，要求能源結構轉型的壓力更大。“十三五”期間能源行業優化結構、低碳綠色發展還要進一步加速。
‘十三五’許多能源投資可能解決的是‘十三五’以后的問題，所以戰略方向和發展路徑都要考慮能源系統優化，通過長期努力實現結構合理調整，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周大地指出。
過去各能源行業自行‘攤大餅’，搶投資擴張地盤，‘十三五’期間要盡快改變這種思路。要盡快控制煤炭和煤電的建設。”周大地建議，多地煤電發電能力過剩，應盡快停建、緩建火電，控制煤電基地建設，要積極發展相對低碳的能源來替代高碳能源。
制定能源和環境規劃應該注重不同區域、不同產業間相關政策的協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谷樹忠肯定了郝宇的建議，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能源消費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各不相同，因此各個區域或者省市都應該因地制宜，結合自身的特點制定能源政策。
“西部地區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消費能源，不能再走東部和中部以高能耗為代價的老路。”郝宇說。
另一方面，還要大力降低能耗強度，做到技術支撐和淘汰落后產能并舉。能耗強度的降低依賴于一定的技術支撐，采用實用的能效改進技術。目前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仍然不夠，各部門缺乏頂層設計和環保技術基金，特別是有些技術融資后，效益見效比較慢。“降低能耗的空間可能有限。”郝宇道出了自己的擔心。
而周大地則充滿信心，堅持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不但要解決化石能源清潔利用，也要解決今后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問題，有利促進能源結構轉型，推動非化石能源利用。
過去由于能源高速增長，非化石能源發展來不及滿足需求，只好依靠煤炭增長。現在能源總體寬松，我們應該抓住機會，大幅度調整能源結構，不要陷入為煤炭找出路舍不得結構調整的怪圈。”周大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