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部分企業，改革帶來陣痛；對另一部分企業，改革則意味著機會。2013年入選財富中文網中國500強的浙江正泰電器（601877.SH）近日專門成立了一個新的辦公室——電改辦，研究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動態、進展以及對公司可能的機會。
正泰電器以生產銷售輸配電設備及低壓電器產品而聞名，創始人是浙江商人南存輝。多家證券公司的電力分析師認為，中國即將展開的新一輪電改將給一些從事輸配電業務的相關公司帶來機會，一旦售電側放開，它們最有可能成立新公司進入售電領域。
類似的公司還包括北京科銳(002350.SZ)、特變電工(600089.SH)、遠東智慧能源(600869.SH)、森源電氣(002358.SZ)等。這些公司的共同點是主要做輸配用電設備，更靠近用戶端，熟悉配電網設備和運行維護。它們近日都加強了與國家能源局和地方電網的接觸，并密切關注中國即將出臺的新一輪電改方案。因新的改革方案尚未出臺，它們目前尚未確定方向。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如果中國啟動新一輪電改后發放新的售電公司牌照，或者在配電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這些公司都將是有力競爭者。
地方電力公司的一些員工也在行動起來，有的甚至成立了新公司，準備在中國啟動新一輪電改后搶入售電行業分一杯羹。這與12年前《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即五號文件）出臺前相似。當時，圍繞著電力體制應該怎么改，要不要拆分廠網一體的國家電力公司，怎么拆，各種意見在各個論壇或媒體上激烈交鋒。但在地方，國家電力公司的員工們已紛紛通過職工持股公司在發電領域開疆拓土，以至在2002年改革方案宣布后的短短兩年間，以魯能、金元等為代表的一批職工持股發電集團迅速崛起為各地發電大戶，規模緊追五大國有發電集團。
但中國的電改在實施完廠網分開之后，漸行漸緩，2008年后基本陷入停滯，直至2012年后才在新一任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強力推動下重新啟動。據財新記者獲悉，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有望今年年底前出臺。重提電改將給產業和企業帶來什么樣的改變？哪些企業有可能從中受益？盡管電力業內對于新的改革方案頗有失望之聲，改革仍在資本市場和相關領域掀起了波瀾，一些先行者開始提前布局。不過，它們能否在改革中嘗鮮仍取決于中國能否真正建立一個公開、透明和開放的電力交易市場。
從電監會歷年的監管報告可以看出，電網作為高度壟斷的企業，在投資建設、購電、輸電、供電等各個環節都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如調度的自由裁量權、輸配售的采購和分配計劃背后就涉及到很多人的個人利益。電改實實在在動了很多人的奶酪，所以才如此難以推進。這其中存在著形形色色的關聯交易，很多交易背后又隱藏著資金黑洞。無論是電網還是電廠，仍有巨大的成本壓縮空間和效率提升空間，改革如果到位，新的競爭者的加入將給僵化板結的電力行業注入活力。
不過，電力資深評論員王冬容提醒說，售電放開必須以網售分開為前提，先行成立一個獨立的政策性購售電公司為居民和農村用電提供保障，然后才能把售電放開。如果在保持現有壟斷格局不變的情況下放開售電，幻想有多個售電公司成立、放開大用戶后發電企業就敢和它們做生意，這是不太可能的。“‘電老虎’就算把它關在籠子里，它也還是一個老虎，其它人不敢從它的爪子里搶食物。”
供電局“三指定”背后
“這三年我們公司掙了七八個億。”在上海開往濟南的動車上，一個年輕人看到記者一直在看電力資料，主動搭訕。他只有22歲，在山西一家電力工程公司工作。
這家公司主要做新建小區的電力工程總承包，除了施工還包括設備采購。公司已成立近十年，但業務真正做起來是最近三年。據他介紹，公司老板一個原來是司機，一個是廚師，都和電力不沾邊，但擅跑關系。“我們公司專門有個給政府官員吃飯的食堂。”年輕人稱。
這家只有百人的小民企如此賺錢，原因來自電力。據他介紹，“一個小區報價30萬，其實安裝變電箱、電纜、電線桿，加上人工成本不過七八萬元。我們和供電局非常熟，有時供電局的人直接打電話給我們介紹業務，當然他們從上到下都有好處。他們有時也到現場來看。”
這位小伙子從未學過電力技術，公司招他時就問能不能爬電線桿。雖然有保護措施，這仍然是一個危險的工作。有一次他休假時有兩個同事去一個地下室干活中毒身亡，憶及此事，他心有余悸。后來老板一人賠了180萬元。
這家小公司靠著供電局的關系賺了錢，也承受了因管理不規范、人員專業素質低帶來的巨大風險。這類企業多如牛毛，只要與供電局有關系就能拿到工程，活得很好。“我們在當地是很大的一家，差不多每個月都有新項目。”小伙子說。
這家企業正是“三指定”的巨大受益者。目前在一些城市如上海，按現行規定，電力網絡的建設仍由電力公司負責。在另一些城市如杭州、廣州等，電力設備安裝市場已經放開——全國至少有一半城市已經放開，新建小區安裝電力設備由開發商負責，理論上開發商有權選擇設計方案、施工單位，但實際操作中仍被電網下屬的供電局控制，在用戶售電工程中直接、間接或變相指定設計單位、施工單位和設備材料供應單位（簡稱“三指定”）。這些指定的單位多為電力公司關聯企業或者關系戶，對此電監會進行過多年的專項治理，仍難以根治。
一位多年從事電力監管的人士稱：“開發商要出兩筆錢：一是變電站到小區的工程收費，即工程定額收費；二是小區每平方米定額收費，由居民承擔。在上海市場，這兩筆收費一年加起來總額約有100億元，兩項各半。施工全部由電網公司的三產公司在做，基建、再改造、管理都是電網公司的下屬企業及供電局負責。”這位電力監管人士認為，電網有自然壟斷屬性，但政府需要對其壟斷利潤進行監管，不能太高，也不能將壟斷權益向本應放開的領域延伸。據他透露，電監會曾調查很多“三指定”的電力工程項目，發現電力公司下屬供電局的毛利率高達30%以上，比一般工程不到10%的毛利率高得多。
從前述山西那家電力工程公司的案例可見，從七八萬元的成本到30萬元的報價，即便扣除供電局的層層好處費，公司仍能獲得不菲利潤。公司還有些偷工減料的招，比如只在兩端接頭上用銅芯電纜，在中間用鋁的，銅芯電纜的價格比鋁芯電纜貴幾倍。
電監會在2012年的調查——《供電企業用戶受電工程“三指定”專項治理監管報告》中指出，供電單位在未經用戶認可的情況下將上述業務轉給指定企業，剝奪了用戶的選擇權。而指定的往往是電網關聯企業，再轉包給其他施工隊，壟斷了新建住宅小區電力配套工程等。如：湖北武漢供電公司指定關聯設計單位——武漢供電設計院通過其所屬的遷改部介入用戶報裝流程中的現場勘查和供電方案提供；安徽臨泉供電有限公司向阜陽供電公司關聯企業阜陽電力設計規劃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內部流轉的《高壓新裝（增容）現場勘察工作單》，使其提前進入用戶受電工程環節，完成用戶工程圖紙設計。
供電局只是電網的基層單位，主要負責配電網的投資、運維、檢修、售電、客戶服務等，權利不小。“哪個開發商不著急賣樓？如果通不上電只能干著急。”一位電力行業人士稱。
發電廠有望重新估值
發電企業對電改的態度既有期待，也有擔心。這首先是因為其與電網的關系微妙。中國在實行廠網分開后，從2004年開始又逐步改革電價體系，對新建發電項目從過去的“一個項目一個價”改成按區域或省平均成本統一定價，即實行標桿電價。標桿電價實行后，電廠的收入和利潤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成本控制，成本控制得越低，電廠或機組的收益就越大；二是上網發電小時數，成本相對于標桿電價有優勢的情況下，發電小時數越高，電廠收益越高。
按照現行體制，由于電網是唯一購買者，每年從各家電廠采購多少小時的發電量由電網說了算，各省為了爭上網電量每年都要開會，發電公司與電網公司吵得面紅耳赤，地方發改委只能居間調和。
電力業內人士認為，中國目前在發電側已經形成了競爭的態勢，但還很不充分。中國的發電側已經放開，除五大發電集團外還有地方電力公司和外資、民營電廠，競爭對于加強電廠的成本約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電廠的裝機成本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裝機量大幅上升，解決了中國長期以來的缺電問題。但總的來說因電價政府管制和電力市場并未形成，競爭并不充分，在輸配售環節，仍然是大一統的壟斷局面。在這種格局下電廠受制于電網，不敢得罪電網。所以，近年在電改問題上，發電廠并不積極推動，大多只希望將購電從電網剝離出來，由獨立的電力交易中心來負責，以便電廠不再受電網挾制。
一位負責電力監管的官員形容，電網公司與發電公司就是“吃餃子有醋和沒醋”的差別。在現有的壟斷加管制的格局下，發電廠雖然沒醋，也能吃上餃子；如果完全實現電力交易市場化，工業用戶都直購電，則會有一大批成本高效率低的小電廠可能被淘汰，特別是隨著經濟放緩，中國的用電已趨向飽和。
但熟悉資本市場的電力觀察家王冬容認為，電力體制改革的繼續推進有可能進一步釋放發電公司的活力，對已經上市的發電公司是利好。因為如果電力交易市場真正形成，競爭更充分的話，投資者會對發電公司重新估值。中國的五大發電集團大多擁有一家或幾家上市公司，現在由于政府高管管制和電網壟斷，資本市場對這些發電公司的盈利能力并不認可，無論其效益好壞，對股價的影響都不大。
王冬容認為，廠網分開使得發電側形成了競爭態勢，加之中國經濟發展，過去幾年發電量爆發式增長。現在電廠雖然沒有實現每一度電都競價，但還是會競爭規模和造價，相較于標桿電價有競爭力的電廠日子會更好過。等真正競爭充分后出現優勝劣汰是好事。
在他看來，改革之后，哪怕電廠的短期利潤因為大用戶直購等競爭可能下降一些，公司的股價和市盈率會上升。因為過去資本市場并不把中國幾大國有發電上市公司當做真正的公司來看，其收益高低，都是政府給的，而不是企業從市場搶來的，政府可予可奪，不具備可預測性和可持續性。比如從去年開始隨著煤價下跌，發電公司的效益水漲船高，但股價卻沒怎么動，直到今年傳出改革風聲之后才開始上漲。現在國有發電企業的市盈率低至只有凈資產的6、7倍，股票流動性也很差。未來改革可能會推動發電集團整體上市，與資本市場形成更好的互動。至于行業重組帶來的優勝劣汰，王冬容認為結果也不一定是發電廠倒閉，還要看市場供需情況，可能是對資產重新估值，進而重組。
方正證券研究所的一位分析師則認為，售電放開后，有三類公司有可能加入這個領域的競爭。第一類是從電網剝離出來的供電局，對人員和資產改制后成為單獨的售電公司。第二類是五大發電集團，直購電試點時，發電公司就已經具備了售電功能。第三類則是本文開頭所述，做電力工程或設備的公司如正泰電器，甚至另一些離電力行業更遠的第三方資本，包括PE也有可能參與。這位分析師稱，可能性更大的是國網供電局的剝離和發電集團成立售電公司，很多資本和公司都在關注，有意向參與。
如果“魏橋模式”更普及
新一輪電改除了售電側放開帶來的機會，另一個受到業內關注的是在配電網領域，可能也將部分放開。據財新記者獲悉，率先放開讓新投資者進入的是新增用戶的配電設施建設。不過，具體操作細節仍未可知。
據電力業內人士介紹，過去十年中國電力快速增長，每年大約有7%左右的新增電量。如果這部分新增用戶可以對電網公司之外的新投資者放開，假以時日，也可在配電網領域形成新的格局。樂觀者認為，新投資者的進入可以幫助政府更好地監管目前國有電網公司的成本，也加大國網公司和南網公司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壓力。過去被質疑的“魏橋模式”有望得到認可。
魏橋是山東的一家民營企業，地處山東濱州市的鄒平縣，以經營紡織和電解鋁為主，因鋁廠耗電量高，公司自備熱電廠，其自備電廠在給工廠供電同時，富余出來的電力也向周邊的魏橋鎮居民供電，因電價低受到用戶歡迎。魏橋電廠給周圍居民供電的電價是0.35元，比當地供電公司的每度0.55元便宜三成。而電廠因產能利用充分——有些電廠一年的發電小時數高達7000小時，遠高于5500小時的平均數，效益很好。其電網不與國家電網聯結，不受國網調度和發電時限的控制，也無需發改委價格司核價，但按照中國現有電力法規，屬違規項目。
盡管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三令五申要求整改查處，以“魏橋”為代表的這類小規模的獨立電網近年來并未被抑制住，反而蓬勃發展，星羅棋布。在山東有多家類似魏橋的企業，裝機容量不小，有的已經走出山東到外省發展。
“他們造價很低，沒有進入電網主網，什么附加費都沒有，所以電價就低。”一位發電企業的副總經理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表示。
據財新記者了解，中石油在新疆克拉瑪依也有自己的供電公司，當地還有兵團供電公司，也經常為了爭奪用戶和電網的供電公司爭搶地盤，相互壓價，已然形成競爭。
前述發電企業人士稱自己幾年前在新疆嘗試過用自備電廠給居民供電。當時電廠賣給電網的價格是每度電0.216元，電網賣給居民是每度電0.5元，而電廠通過物業公司賣給小區用戶的價格是0.26元。“我們有錢賺，居民也歡迎，但后來因為供電公司不同意沒堅持下來。”在新疆過去有很多未經核準的類似電廠后來都被并到了國家電網公司的主網。
在他看來，電網的權力大，成本壓縮空間也大。每年發電公司“爭盤子”（即發電小時數），最后都是由電網來平衡。他舉例說，山東電力去年賣電3000多億千瓦時，按照近幾年的平均增速，大約可增長10%達到3300億千瓦時，但電網把用電計劃做成負增長，如2900億千瓦時，多出來的400億千瓦時做直購電。“這樣，電網可以以更低的上網電價買電，讓一部分利給終端用戶，電網也有好處，地方政府也高興，做貢獻的是電廠。”這位發電企業副總經理表示。
他認為，國網的主要問題還在于投資沒有經濟約束。比如，國網力推哈密南到鄭州的特高壓工程。由于哈密缺水，采用空冷發電能耗大，上馬幾百萬千瓦裝機的還可以，大規模建根本不可能，哈密并不適合作為疆煤外送的基地，這是電力專業人士的普遍看法。2003年，魯能集團就提出在哈密搞煤電基地，沒有成功，其他發電企業也沒跟進，2009年魯能把前期哈密的項目賣給了神華。不過，新疆自治區政府和國家電網極力推動疆電外送，這條直流特高壓得以獲準，幾家發電企業也只得跟進，現在，國投、神華等要在哈密建8臺60萬千瓦的發電廠。這個例子說明即使電網布局不合理、發電廠成本高，電廠項目也要跟著電網走。
據業內人士稱，發電企業的入網費很高，甚至還有裝建費。電監會2010年的調查發現，山東省部分發電機組并網送出工程由電廠出資建設，并承擔線路運行維護費用，同時發電企業上網電量計量點一般在電網企業變電站側，電廠還要承擔線路損耗，發電企業對此意見很大，要求積極協調解決送出問題。
調查還發現，上海市電力公司對發電廠用電除收取電量電費外，還收取容量電費，一年多收了370萬元。且與發電企業簽訂的部分購售電合同自行增加對售電方的懲罰條款。此外，上海電力在發電權交易中獲得2940萬違規收益。
在電網壟斷的陰影下，發電廠的日子并不好過。黑龍江是國家能源外送基地，電能大量送往遼寧，2010年實際凈送遼寧電量25.73億千瓦時。但隸屬國家電網公司的黑龍江省電力公司以外送遼寧名義，多從省內發電企業低價采購電量48.11億千瓦時，由此降低黑龍江省內發電企業電費收益2.71億元，而電網企業多收輸電費1.44億元。
不過，目前配電設施如何放開仍無細則，業界都在猜測，但據接近發改委人士透露，負責制訂新一輪電改方案的發改委體改司現在也沒講清楚怎么放，他們曾舉例說，比如工業園區可以經營自己的配電網。
過去，電網系統外的投資主體不能參與配電業務投資，這次如果放開給社會投資者，是在什么范圍放、放多少、怎么放，多位電力分析師認為，這恐怕還取決于改革方案和國網的意愿。如果真放，且新增的配電業務能給外部投資者較高的參與比例，可以為未來的輸配分離改革作準備，新增部分也可以把資產核算得更清楚。但如果國網只是勉強為之，外部投資者可能會變成話語權有限的財務投資者，“放開”的實質意義不大。
也有證券公司的分析師認為，僅僅是配電的增量還不夠，存量也應該拿一部分對外部投資者放開，存量逐步放開對投資者來說更有期待和操作空間。這種試點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跨省交易亂收費
對電網公司的監管成效將決定新一輪電改的成敗，這是業內普遍的觀點。卓爾德環境研究與咨詢中心首席能源經濟師張樹偉日前撰文認為，中國的電力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12年，起點不低，這次改革是做大蛋糕的效率改革，壟斷的輸配環節應該是改革的重點，因為這部分效率的提升空間最大。
張樹偉通過比較2013年-2014年中美電價的結構發現，美國與中國的批發電價（即中國的上網電價）接近，大約0.06美分-0.07美分/千瓦時左右，但中國工商業企業的零售電價則比美國的零售電價高55%到70%。美國的零售電價與批發電價接近，表明其電價結構中，輸配成本和各項稅費很少。而中國的工商業電價基本在0.6元到1元的水平，是批發電價的兩倍到三倍，這源于更高的稅負水平、各種附加費、交叉補貼和輸配環節的加價。
張樹偉還認為，改革必須降低電價。中國電力系統的效率損失突出地存在于不合理的行政管制電價體系當中，特別是遠程輸電的定價體系。
中國目前的電力交易并未市場化，電價由發改委確定，購電、輸電、售電全部由電網壟斷。多年來，有關部門也在推動跨省區的電能交易，但占比不大，其中約80%的電量還是指令性的，并非真正的市場化交易。
電監會的《2010年度全國電力交易與市場秩序監管報告》中提到，部分跨省（區）電能交易輸電收費環節多、輸電費偏高，層層加價之下，發電企業外送電無利可圖。
以甘肅送華中交易為例，主要輸電通道為德寶直流（可雙向送電），輸電價格、損耗均為協商確定。2010年，在交易過程中，甘肅省電力公司按30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陜西省電力公司收取1.45%的網損，西北電網按24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國網總部按46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并收取5.31%的網損，華中電網公司按24元/千千瓦時收取輸電費。層層收下來，國家電網公司要從這條線路的送電中收取輸電費用合計124元/千千瓦時。如果包含德寶容量電費分攤和各環節網損，整個交易的中間成本高達160元/千千瓦時。而甘肅外送火電企業的上網電價為254元/千千瓦時，低于標桿電價27.5元/千千瓦時。
以甘肅送江西為例（通過德寶），2011年底的燃煤機組標桿電價，甘肅為0.334元/千瓦時，江西為0.485元/千瓦時，價差空間有0.15元/千瓦時，甘肅的電送往江西在經濟上是可行的，但若依據現行的各電網公司的輸電費用標準，層層加價后，到江西的落地電價高達0.534元/千瓦時，超過了江西省的燃煤機組標桿電價，在當地沒有競爭力。
電監會的調查還顯示，因計算公式錯誤，部分輸電損耗價格計算結果偏高，輸電損耗價格從13.57元/兆瓦時提高到15.09元/兆瓦時。
電網公司總是傾向于在合同中約定更高的損耗。2012年，電監會對2011年西北送華中等四條跨省跨區通道專門進行了交易價格調查，發現跨省跨區輸電工程實際損耗少于合同約定損耗。比如，靈寶、德寶和向上直流輸電工程的損耗，在國網與華中、華東等電網公司簽訂的合同中分別為1.35%、5.31%、8.66%，但實際損耗只有1.25%、2.95%、4.38%。
此外，云南、貴州送廣東輸電工程的損耗，在南網與廣東省電網公司簽訂的合同中分別為6.57%、7.05%，實際損耗分別為4.15%、4.32%，相差兩個百分點。
隸屬國網的新疆電力也存在多收費的問題。送出省電網企業輸電價格原則上不得超過3分/千瓦時，新疆發改委向國家發改委提交了價格請示，在未經批復的情況下，按照6分/千瓦時收取，按照年交易量32.33億千瓦時計算，多收取輸電費用9700萬元。
針對上述種種問題，電監會建議，適時放開跨省跨區電能交易中送端發電企業上網價格，由送受雙方根據市場供求情況協商確定或按照市場掛牌競爭形成，政府必要時再進行適當干預。
一位從事電力交易市場研究的人士稱，在區域電網建電力交易中心比以省為實體做好。一方面是電力資源配置比較合理，目前90%的電力是省內消費，但以省為單位交易，容易出現供應壁壘；而全國做交易中心又成本過高。
“這個不簡單是物理問題，而是價值發現。以前認為區域電網沒有物理輸送的買賣電量屬于違規，但其實這也是一種交易行為，有了交易中心就都可以交易了。而且中國原來就有區域電網公司的設置，也設有區調，不用重建，直接把電網調度計劃處劃出來就行了，業務和人分出來。”上述人士稱。
一位電力監管人士直言：“層層收費以及價格的管制造成西北的電雖然便宜，但外送在減少，說明現在市場交易不活躍，正常流通不暢。網間交易，國網要上特高壓，就派任務，虧本也得完成要求，甚至承諾只要上特高壓就給當地送出電的指標，再要求浙江、江蘇接收，這就是有選擇地執行送電，是濫用壟斷權力。比如浙江不要高價電，但電網不按浙江需求采購，人為調劑。所以國網不愿意搞電力市場，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有選擇性地執行電價標準，根據國網的需要和戰略來決定是少收過網費，還是完全按批準價格收。”
調度的自由裁量權
對調度權的限制和監管也是改革的一個目標。相較于服務部門，調度權利之大超乎想象。一位在上世紀90年代從事過調度工作的老電力人士回憶說：“那時缺電，老停電，給哪個地區停電由我們說了算，調度在當地可牛了。我父親愛看電影，如果我愿意，可以保證電影院不停電。”
時至今日，中國已走過了缺電的年代，但調度的自由裁量權仍不遑多讓。日前河南湛縣就發生了一起造成數千用戶突然被停電6小時的事故，原因是當地一供電所所長和員工在KTV酒后要吃霸王餐，被拒絕后竟以拉閘停電來耍威風。當地只給了6名責任人撤職、待崗的處分，至于用戶的損失則無人提起。
電監會的監管報告顯示，電力調度機構違法違規行為突出。
——部分調度機構對發電機組運行數據管理不規范，隱瞞了發電機組非計劃停運數據，沒有反映電網實際運行情況，影響正常的發電機組并網管理秩序。其中，2011年檢查發現江西調度隱瞞32臺、山西調度隱瞞13臺、華北電網調度隱瞞5臺機組等。
——發電廠并網運行管理不規范。內蒙古、江西等地區并網運行管理考核標準模糊，電網執行過程中隨意性大，山西等電力調度機構違反更改發電企業并網運行管理和考核規范。新疆電力公司、西北電網公司推遲發電機組進入并網管理考核時間，對部分非停運機組進行免考核。
——山西、京津唐調度執行發電企業和電網企業協商確定的月度計劃偏差較大，實際執行中隨意更改月度計劃，且沒有參照購售電合同示范文本簽訂雙方調整發電計劃的違約責任條款，造成月度發電計劃完成率偏差較大。京津唐電網個別月份部分發電廠合同電量偏差值超過10%。發電企業需要按照預先確定的分月合同電量采購煤炭，月度發電計劃的偏差對企業影響很大。
——部分調度交易機構安排發電計劃科學性和公平性不夠，部分電網內的常規燃煤機組基數電量計劃完成進度不均衡，沒有完成合同量。有的省年度預測計劃電量常年大于實際上網電量，由于外送電量、優惠電量均優先于基數電量進行電量結算，造成當地發電企業基數上網電量合同完成率僅為85%。這給發電廠的管理帶來麻煩，也造成了成本難以控制。
按規定，調度時大機組優于小機組上網。但電監會的調查顯示，2012年火電利用小時數倒掛。2012年全國4省（市、區）60萬千瓦級常規燃煤機組利用小時數低于30萬千瓦級常規燃煤機組平均利用小時數，最高的蒙東低了1133小時、廣西、黑龍江和甘肅也低了933、517、407小時不等。全國七個省（市、區）60萬千瓦級常規燃煤機組利用小時數低于常規燃煤機組平均利用小時數，包括廣西、黑龍江、甘肅、遼寧、上海、蒙東、浙江。
售電放開猜想
最有可能轉型為售電公司的還是目前隸屬于電網公司的供電局。地方供電局基本上都企業化了。
截至2011年底，全國有2977家企業有供電企業許可證，其中隸屬國網的有2240家，包括地市級供電企業316家、縣級供電企業1924家；隸屬南網的401家，包括地市級供電企業63家、縣級供電企業338家；隸屬新疆建設兵團的30家，都是縣級；隸屬地方水電公司的231家，縣級；隸屬內蒙古電力公司的83家；隸屬陜西地方電力集團公司的67家，隸屬山西國際電力集團公司的43家，其余還有62家。
如果加上沒有許可證的企業，則合計有供電企業3171家，其中縣級2740家，地市級431家。
實際上，供電體系的產權并非鐵板一塊，特別是縣一級的供電公司，有相當部分由地方集資建設，以前并不屬于國網和南網，近些年才在農網改造中統一由地方移交給國網和南網。
以浙江為例，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共有地市級供電公司11家，縣級供電公司64家，其中原資產屬于省和縣政府的61家供電公司已將資產無償劃轉給國家電網。另外還有一家獨立的溫州市龍灣永強供電公司。
上述61家無償劃轉給國網的供電公司，以前屬于地方政府，國網只是代管，主要負責農網供電。
一位電力監管部門的官員稱，當時電監會不同意統一劃轉給國網，因為農網本身是獨立的配網，成本清晰，這些供電公司完全可以市場化，成為改革的實驗田。特別是浙江經濟條件好，這些農網的資產也較好，并不想并入，但國網想要。也有些地方比如河南，人員包袱很嚴重，地方則希望盡快脫手。
據接近此次改革方案的人士透露，此次以放開售電側為改革突破口，方案討論中各方仍然分歧很大，原本方案傾向于先把售電從電網公司剝離，再放開，但國網堅決放對，甚至表示“要放就全放”。總體而言，因供電公司人員較多，國網如果把供電局全部甩出，有高層擔心出現不穩定因素，反而不利于改革。
在原國家電網建設公司顧問丁功揚看來，供電公司完全可以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樣省市級供電公司的配電資產和售電都從國網剝離出來，相當于輸配分開了。
原國家電力公司戰略規劃部主任姜紹俊認為，將來放開售電，只能放開一部分大用戶，不可能所有老百姓都到市場上買電。最后結果可能是一部分大用戶進交易市場洽談購電，另一部分電量盡管只有20%-30%，仍由供電公司代購，而供電公司的賬本必須要和輸電分開核算。
另一位長期從事電力監管的人士則主張建立電力交易市場，把直購電完全放開，讓工業和商業企業與電廠直接談交易。現在需要國家補貼的居民用電和農網電量加起來不到20%，仍由政府定價，其余完全可以放開現在的目錄電價管制。而政府要做的是對電網的輸配電價進行監管。
據悉，目前發改委核準了20多個省市的直購電價。但業內普遍認為，現在電價管制和電網輸配電價成本還未明晰的情況下，直購電并未真正展開，在實際執行中變成了地方政府壓發電企業讓利，電網則旱澇保收。
一位電力行業分析師認為，如果真能全面放開直購電，意味著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工商業用戶的終端銷售電價逐漸放開，政府不再干預電價，而電價多年來被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使用，目前各省的電價無論上調下調都要上省長辦公會。所以，電價放開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大事。
二是規模小、效率不高的發電企業會倒掉一批。雖然發電企業投資已經市場化，但還是由政府核準發電小時利用數，到底要不要保護小電廠、如何保護，都是問題。尤其在四川這樣水電多的地方，小火電的發電量不大，但在枯水期不可替代。
售電放開還有怎么放和對誰放的問題，最關鍵的是牌照。多位分析師認為，現在有不少公司和投資者對成立售電公司有興趣，有意積極申請售電牌照。連電網公司的人都覺得售電放開大勢不可逆轉，有的親屬朋友已開始注冊公司。但售電并非誰都能干。首先，要能拿到更低的電價，這意味著售電公司必須有能力聚集很大的客戶群，才能和發電廠談判；第二，要能承擔售后服務。因此，正泰電器、特變電工等做輸配電設施的企業較有可能。
王冬容則強調，售電側再放開前必須先實現網售分離，并做到“有保障措施的放開”。因為放開之后，投資者感興趣的肯定是大型工商業用戶和工業園區，農村和居民的售電最初價格肯定還由政府進行低價管制，放開之后沒人會愿意做，所以一定要有一家政策性公司來做保障工作，而且這家公司不能留在國網內部，如果留在內部，就會異變成壟斷公司。
在他看來，比較理想的格局是將電網分拆為一個輸配電業務平臺和一個從事保障服務的政策性購售電公司，在此基礎上放開售電，形成“1+N”（即一家政策性售電公司和N家市場性售電公司）的格局，經過逐步試點之后再搭建交易市場。王冬容認為，僅僅增量的改革或者“沒有一家獨立的政策性公司提供保障服務”，其它N家公司是無法生長的。
張樹偉也指出，現實中可能出現各種問題，如改革力度不夠、改革衍生和配套措施不足、利益集團誤導、能力不足等可能給決策者帶來巨大壓力，甚至導致改革夭折。■
